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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，加以更多的批判，以便与的道德观（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）有原则的区别。例如“知仁勇”，孔子的知（理论）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，是独断的，观念论的，则其见之仁勇（实践），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；勇于压迫人民，勇于守卫封建制度，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。‘仁’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，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，闹得一塌糊涂，真是害人不浅。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，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，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。”

　　“我们说：永久奋斗，就是要奋斗到死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，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。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。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，还要坚定，就是说，要有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’。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，要有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’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。这样的青年，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。这样的道德，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。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。有一些人，他们嘴上道德、气节乱喊一阵，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，中途会变节的，这是无道无德。”

　　解放战争后期，在美国侵略中国政策彻底失败其驻华大使离开南京之后，毛主席写下了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，继续针对“美国与中国关系”白皮书，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系列伪善行为，文章说“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，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，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。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，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。不是吗？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？”他赞扬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说：

　　“每一部史书，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，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，自然不能写，也不敢写。封建社会有一条‘为尊者讳’的伦理道德标准，皇帝或父亲的恶行，或是隐而不书，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。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，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，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、生活情形，大多是只字不提，有的写了些，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，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，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，如农民反压迫、剥削的斗争，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‘匪’、‘贼’、‘逆’。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。”

　　毛主席曾经说过：“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”这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方向，他是中国几千年旧伦理道德的破坏者，又是中国几千年来新伦理道德的最彻底的建设者，他一生所做的两件事，一件是“破旧”，一件是“立新”，他最看重的是后一件，即“立新”，他建立的“新世界”，是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，其最本质的特征表现为“利他性”，为人民服务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这样的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的，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形态，“利他性”道德体系发展的结果是“互利”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眼里的“他”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形成一个大的良性道德循环系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