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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实,马秀英与江姐江竹筠多有交集。只不过江姐加入地下组织的时间比较早。江姐比马秀英大3岁,出生于1920年,1939年19岁时就入了党。而马秀英最先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,1948年才正式入党。两人的第一次交集就是在四川大学。马秀英比江姐高一届,1943年考入川学院经济系。而江姐则晚一年考入川大农学院学习植物病虫害防治。江姐只读了两年便休学去了重庆开展地下工作。而马秀英则在川大修完了4年学业。但是两人同在川大求学,有两年的交集时间。虽然不是同一个学院,但当年女生不多,住同一个女生院子,认识是完全可能的。只不过马秀英在校时还未入党,秘密协助马识途工作,与江姐应该不是同一条秘密战线,在工作上没有直接联系。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她们最后竟然被关押在反动派的同一间牢房!

　　端庄秀丽的马秀英1923年出生在著名的重庆忠县石宝寨。她少女时代受堂叔的资助到成都念中学,受到其堂兄地下党员马识途的影响,积极追求进步和线年秋,她考入国立四川大学法学院经济系,第二年,即成为进步团体“自由读书会”首批成员。她的堂嫂王琴仿(即马识途的夫人)是当时川大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,给予了马秀英很大的帮助和影响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,马秀英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,投身各种抗日爱国政治活动。

　　我知道蒋学模先生便是从《基督山伯爵》开始。我于1979年金秋时节跨入四川大学的大门,进校后恶补了一大批中外文学名著。当读到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时,不由得为其故事的奇特曲折,惊险刺激而拍案,也为其译笔流畅,文采飞扬而叹服。后来一了解,译者蒋学模居然是我们的杰出学长。那时,他已经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了。我们不仅读他的经济学专著,也读他不时发表在知名经济刊物上的论文。于是对他更多了一层敬仰。学模,学模,他真是我们后学之人学习的楷模啊!

　　不过,蒋学模线年从川大经济系毕业后,到了重庆。他先任香港《财政评论》社编译,这应该是该社在重庆的一个分支机构。三年后,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任编译。1945年,蒋学模应聘于迁渝的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,荣任了编委。抗战胜利后,他想尽快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,但没有重金开路,水陆空都无法成行,只好暂时滞留在渝。此时闲来无事,他正好完成自己的心愿。面对百余万字的英文版《基督山伯爵》,他坚持每天平均翻译2000字,一年时间完成75万字译稿。后来,他终于搭乘复旦大学的一架包机飞回上海,又花了半年多时间译完全书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,可见蒋学模的英文水平之高和文学功底的深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