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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那么就依靠姐妹之间的情谊与互助。电影中，传统“双生花”叙事中常见的雌竞模式被颠覆，她们没有像方笛所试戏的那个“戏中戏”那样可笑地抢男人，或为某个身份撕扯；电影展现的是一种基于女性共同体，源于共同经历、共同经验与共同羁绊的姐妹互助关系。她们都深受原生家庭枷锁的束缚、有着相似的创伤，她们都有抗争的努力、也都经历过抗争的徒劳，她们都是想飞的女孩、分享着相似的生命共振，所以她们在泥沼中相互搀扶，不仅仅是因为血缘的本能，更是出于同为女性的同病相怜、同声相应。

　　这些元素过于狗血和戏剧化，与大众的生活相去甚远，让人觉得故事夸张、不可信，削弱了影片的感染力和说服力。比如电影中的一些逻辑经不起细细推敲，很难想象在2018年或2019年的一线大城市里，毒品问题如此严重（都要将外孙女丢下楼的瘾君子不该被抓去戒毒所吗？），毒贩如此猖獗（绑架囚禁无辜女性、强制给她注入毒品），一起命案发生后警方未及时介入（勉强可解释为警方还没发现），但三个“笨贼”千里迢迢去“追杀”田恬的逻辑也着实离谱（甚至“老大”亲自出马）……如此，当电影试图以极端个例来反映普遍问题，反而会让普遍显得可疑。

　　叙事上的克制，是2017年《嘉年华》的一大亮点。在处理性侵这一敏感且充满冲击力的题材时，文晏没有选择用直白、暴力的画面来刺激观众的感官，而是通过克制的镜头语言，让观众感受到背后的疼痛与悲凉。以女孩接受被买通的妇科检查的镜头为例，镜头从躺在检查床上的女孩的视角向上仰拍，她张开的双腿在画面中呈现，医生的脸构成权力的凝视。女孩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，她的隐私被暴露、尊严被践踏，个体创伤背后是机制的冷酷与助纣为虐。克制的叙事，令观众更为沉痛，批判也愈是犀利。

　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《想飞的女孩》各种针对女性的暴力镜头过于直白和肆意，如田恬被强制吸毒时的痛苦挣扎、方笛在生理期反复被迫入水的痛苦。这些镜头能够直观地展现女性所遭受的疼痛与折磨，但“虐女”的情节或让一些观众觉得不适；或在不经意间坠入感官刺激的陷阱，沦为满足一些观众猎奇心理的表演。《嘉年华》上映期间，文晏接受本刊采访时如此谈到她对电影中暴力的处理：“我特别不愿意在我的电影里直接呈现暴力，所以你看，性侵的场景我一点没有表现，只是一带而过。但这不等于我对暴力视而不见。在我看来，暴力不只是表面的，很多时候它以更隐晦的形式呈现，我对这个更感兴趣。”在《想飞的女孩》中，文晏丢掉了这一处理方式。